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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辽代墓葬发现的主要区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辽代汉人墓志，对于了解和研究辽南京(或称燕京)地区的社会文化、风俗，以及补充和辨析辽朝历史均具有重要价值。7年，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了一合辽代墓志，志文共计约15字，文字大体清晰可辨。本文以该墓志的内容为考察对象，结合史料记载和相关辽代墓志，对墓主人张晋卿的姓氏、生平事迹、仕宦履历、职迁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制度，如清宁五年科举、承天太后南伐、辽道宗崇佛等问题加以考证。北京市密云县大致相当于辽代的檀州，控山带河，地理位置重要；守关扼隘，事意义重大；而密云县发现的辽代墓志非常有限。因此，该墓志对于认识辽代密云地区的社会历史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新出土的唐初史刘宪及其卢氏墓志较为详细记载了这位唐初文人的家世、科举、仕宦、婚姻等情况，尤其是在武后、中宗时期的政治沉浮，刻画了一位品德厚、文采横溢，有正义感的僚士大夫形象。墓志铭内容可以补充两《唐书》刘宪传记载的许多疏漏，也能够纠正传统文献记载的讹误，史料价值颇高。《刘宪墓志》撰文者岑羲也是武后、中宗时期员和文士。苏秉琦先生一生为创建考古学学科理论和有特色的考古学派而不懈努力，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考古学结合、考古学与现实结合上取得瞩目成就。晚年在思考科学未来时提出"动态考古学"及古与今、与世界接轨等新课题。8年，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对于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孙中山等人归之于黄兴未到河口指挥，冯自由等人则认为是黄兴从河口出走造成。黄兴对河口起义成败是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笔者通过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认为在河口起义中，黄兴远未发挥人们想象中的作用，他既没有促进河口起义的发展，也没有对其失败产生多少影响。但无论如何，黄兴擅自离河口是其生涯的一个灰暗点。作为战国时期的典型器物，山字镜自出土以来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山字镜上面的"山"形纹饰不是山的象征，并非以字代形，更不是以形代字；山字镜也不是"楚伐中山"的纪念物；"山"形纹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几何图形，但是实际上应是"火"字或者火的形象，山字镜实则是火字镜。本文通过对好墓出土圆雕玉器的观察和微痕分析，讨论了料、减地和打磨、阴刻、钻孔、透雕和掏膛工艺，发现殷墟晚商时期已经发生旋转砣具、解玉砂及"线锯"等关键性玉器技术变革，同时钻孔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为圆雕玉器的起到了重要作用。殷墟晚商时期，玉器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谢兰生为广东书画家、学者、诗人。其《常惺惺斋日记》手稿，始于嘉庆廿四年(1819年)，终于道光九年(1829年)，记录了谢氏每日的工作、行程和交往，是了解谢氏及其时代的重要。《日记》对于士绅与商酬酢、书院课徒以及当时广州府城内的文酒诗会，了许多细节。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以深入探究次战争爆发前夕广州士绅的日常生活。本文首先考察了日记主人退隐广州以教书为业的生活状态及其收入状况，并讨论清代广东士人"踊跃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的原因，指出广州府城内大量书院的出现，使谢兰生这一类虽有功名但又不愿深陷场泥沼的士人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而这一切又可归因于清廷大力扶持书院建设。接着考察了日记主人观演戏曲、参与画会以及书画收藏的情况，于此可见当日广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盛况。 讨论行商通过交结以谢兰生为代表的士绅，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和社会地位，并藉此融洽他们与府之间的关系。这种策略通过文化、 、经济的相互糅合， 终达到共同建立显赫名望。通过对博爱县月山寺三块残碑的拼合、拓制和细读，可知此新发现石碑为清初顺治年间的大学士薛所蕴题诗、康熙年间刻石的诗碑。碑文记载了月山寺在顺治年间为里甲徭役所累、日渐颓废的情形，与薛所蕴《澹友轩文集》中《河内孙侯除豁明月山里甲记》一文对读，即可发现薛所蕴实为振兴月山寺的功臣。南阳市防爆厂住宅小区M28是一座东汉中晚期的大型多室墓，三个墓室平面呈"品"字形，穹窿顶。前室、后室至少放置了8具棺。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埋葬习俗，尤其是为了解东汉时期豫西南地区家族合葬墓的葬俗了丰富的实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河济地区在仰韶文化中期时文化面貌并不发达，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时，随着气候向冷干转变，而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文化始繁荣。濮阳高城的城墙 早为这一时期兴建。到龙山时代后期，随着一场长时期的大洪水的到来，河济地区的文化又走向衰落。16年12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大黄冶村新兴家园发掘两座唐墓，其中M599出土有较多的唐三彩。由于此墓的年代已接近三彩俑消失的年代，故对研究巩义唐三彩的兴衰有重要意义。6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郑西铁路客运南站项目工程考古工作中，唐代豆卢氏家族成员墓3座，其中编号为C7M366墓主为唐平原郡国公豆卢恕，出土有部分随葬品及一方墓志。该墓的发现并发掘，有助于厘清隋唐时期豆卢氏家族世系渊源，为研究洛阳地区唐代高等级墓葬的埋葬习俗了重要的实物。